作者:林小英
本文由青青子整理,轉載自:青年志Youthology(id:openyouthology001)
(相關資料圖)
2019年到2022年,林小英帶著學生輾轉在東部、中部、西部不同縣域的學校做調研,試圖厘清一個困擾她多年的問題:為什么在社會高速發展、信息越來越通暢、機會越來越多的情況下,縣里的學生反而感覺越來越跟不上趟?
她的發現掀開了縣域教育殘酷現實的一角:現代教育系統一層一層的過濾和篩選,家庭困難的學生有更大的概率滯留在縣中。他們的特征由此以群體化方式凸顯,貧困、病痛、輟學、就業難等語匯就這樣形成了固定的聯結,在縣中孩子的生活里交替出現。
最終,無論是主動選擇還是被動選擇的結果,縣中的孩子就像是一群“剩下的孩子”,在普遍以城市精英教育為標準的系統中,被擠向學校的邊緣、社會的邊緣、期待的邊緣。但中國2000多個縣容納了全國50%以上的學生,他們的命運才是最真實的中國底色。
近日,這一研究的成果即將出版,書名是《縣中的孩子》。我們的談話因這本書而起。
6月的北京,暑氣逼人。高考季加上畢業季,北大附近的道路被凝固成地圖上發了紫的紅線。在約定時間推遲幾次之后,我在林小英的辦公室見到了她。她說話語速很快,喜歡用反問句,談到動情之處,不自覺地提高了音量。
以下是林小英的講述。
林小英,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教育政策研究,擅長訪談和觀察等田野調研的方法。最新作品《縣中的孩子:中國縣域教育生態》,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3年7月出版。
01
不被期待的大多數
縣域教育這個課題,還要從富士康工人講起。
2012年,我參與了蘋果公司委托的一個課題,前往深圳富士康龍華和觀瀾兩個廠區做調研。那里大部分工人來自中西部經濟欠發達地區的縣和鄉,平均年齡20出頭,初高中畢業生占多數。當我問他們為什么不繼續讀了,他們會說:“在學校里不受待見?!?/p>
其實他們當中有很多有才的人,也不是從來就不想念書,只是因為“晚熟”,在早期沒跟上大流,就被認定為不行,于是讀不下去了。他們的勞動,幫助我們成為了“世界工廠”,但是反過頭來,我們要怎么命名他們?從那以后我就有一個揮之不去的感覺:我們的基礎教育系統對不起他們。
?紀錄片《殺馬特我愛你》
為什么這么說?所謂九年制義務教育,意味著九年以后,上完初中,國家就不會再強制你接受教育了。這里就面臨人生第一個選擇:讀高中還是進社會?我們往往只看到了上高中這部分人的需求,但是有很多人是讀完初中,此生便不會再踏入學校的。我在富士康工廠里看到了這些人。
這種情緒記憶一直支撐著我,我覺得我們要去想一想:這么龐大的一個基礎教育系統,到底應該為他們做些什么?
到2014年和2017年,我兩次參與了北大教育學院對新高考改革試點的監測工作,課題組主要承擔了對浙江的監測,我去的是浙江。
一般來說到浙江先去杭州,很多好學校都在那里,我們就偏偏先不去杭州。在杭州,一定有全國很有名的校長在講學校教育應該怎么樣,但我想先搞清楚什么是現實。我也相信,無論高考怎么改,杭州這些知名中學都能夠很好地應對,它們有那么多資源,永遠可以選拔最好的學生,永遠可以在全國招最好的老師,對他們來講有何難?事實上,很多改革就是以它們為參照對象,但是還有太多的人,沒有被納入決策視野。
所以我們從縣里走起。先從長興縣,到湖州,再到義烏,諸暨……一路走了6個縣。我覺得我們一定要考慮到,大多數學生是在縣里頭的,我們監測新高考改革,怎么能忘了大多數,對吧?
兩次調研,我遇到很多讓我感動的事、感動的人,尤其是那些長期堅守在教學一線和辦學一線的觀點聲音。
有一個縣中的校長,他在新高考剛開始的時候,就預測到了選考物理的學生會急劇下滑,不應該放手讓學生任意選擇語數外三科之外的學科,高考既是學生的個人選擇,也是國家在選材。如果任由學生在35種套餐組合中選擇,浙江省作為傳統的理科人才大省將失去優勢。兩年之后,事實證明了他的預測是對的。
還有一個縣中的副校長,他知道“走班”這種新高考試點方案倡導的做法在縣中并不適宜,所以決定不搞走班制,依然按照老辦法開展教學,兩年后的高考成績也證明了他們學校堅持的做法是對的。
看完之后,我發現這些縣中學校的校長不但是教學能手,也是學校管理的能手。但我覺得最重要的、他們跟城市學校的校長最不一樣的,還不是這兩個方面,而是他們對學校、對自己所招學生的了解,對學生在當地情境的判斷和了解是非常精準的。
?紀錄片《高考》
城市的交往模式是往往陌生社會的交往模式,可是到了縣里,就是熟人社會或者說是半熟人社會,縣里面學校的校長,不知不覺就有了一個任務,必須主動走到他們里面去,必須根據當地的社會風俗、人際交往的方式去了解學生,有些縣中孩子的家長可能請都請不來,人就不在那,出去打工去了,好多留守學生,你不可能指望著政府搞好經濟回流以后,再來辦教育。
我記得有一個縣的校長,知道當地學生的家長主要是做生意的,這類家長對孩子高考科目的選擇和填報志愿的咨詢意愿非常強烈,他們就提前部署一些懂統計、概率的老師對學生進行科目填報的風險測算和錄取專業的勝算規劃。有沒有,我不知道,但他們這種對接真實需求的意識,是辦學者的智慧所在。
今天在討論縣域教育話題時,我們往往更關注哪個學校又輸送了多少優質生源,考出了多少學生,超級中學的話題掩蓋了縣域教育的問題。但是衡量一個學校辦學成就的指標就真的只有升學率這一個指標嗎?
當然,我沒辦法替他們代言,但是從他們的講述中,至少可以看出一些道道來。考試評價的體系設計得越復雜,對縣中整體越不利;被納入學校教育的考核要素越多,縣中的孩子的不利地位越凸顯;自身擁有的資源和條件越少的人,人生越早面臨重大的人生選擇,每一步都在做重大選擇,每一步都不敢選錯,一步錯就步步錯。教育的焦慮大概就是這樣形成的。
所以我才會說,縣域教育何以成為一個問題?我覺得它也必須成為一個問題。
02
何為縣域教育
縣是中國的基層單位。按照周雪光的研究,中國的行政體制,是中央負責目標確定,省級政府負責檢測驗收,而縣級政府是負責資源分配。
什么叫資源?在中國過去高速發展的幾十年里面,最能體現縣級政府所掌控的資源就是土地。靠土地獲得的經濟資源,縣級政府就能全面覆蓋所有的民生領域??h級政府跟更上一級的政府相比,除了沒有外交職能,其他所有的職能都有。相比之下,村這一級很多職能都沒有。所以當我們只從村和鎮兩級分別去看我們的行政體制,很多東西是看不出來的。
從教育層面來看,上世紀90年代之前,我們是城市教育政府辦、農村教育農民自己辦。那時候村民辦的小學叫村小,它的管理權、教師聘用權在村這一級。由村委會拿著從農民那里手來的村提留的錢,聘請來教師,這就是我們常說的民辦教師。
這里面是中國非常靈活的制度和中國人對教育特別看重的傳統,使得我們非??焖俚赝瓿闪肆x務教育的普及。但是普及的質量不一定能夠保證,尤其是教育投入方面。
當時的鄉和鎮要管下屬所有的村小,就有叫鄉鎮文教辦——文化教育辦公室,它是縣級政府關于教育行政的派出機構。這些文教辦的人就在區和鎮里面分配教育資源。
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撤鄉并鎮,鄉沒了,這也意味著每一個鎮的規模比之前的鄉要大。然后基礎教育管理體制變成以縣為主,縣里面所有的教育經費,包括小學都由縣政府直接撥付,這時候你覺得縣政府希望把高中辦到村里去嗎?辦到鎮里去嗎?當然是更想要辦在縣政府所在地。
這就構成了一個特別有意思的對應關系,村里是小學,鎮里是初中,縣里是高中??h里面的三級辦學、三級教育體系形成了,但是三級的錢從哪出?1994年實行分稅制改革以后,地方的財稅全部收歸縣級政府,于是取消了鎮里的文教辦,全部直接由縣里來管。
縣直接管小學、初中、高中,形成一個除大學以外的完整教育體系。注意有一個新動向是,現在縣也開始辦大學了,比如職業學院。普職分流以及中職與高職的貫通也在這中間完成??h域教育由此成為一個邊界清晰的分析單位。
?紀錄片《高考》
跟它平行的另一個概念是農村教育。我們能解釋清楚什么叫農村教育嗎?
農村教育,或者鄉村教育這個概念,遠遠早于縣域教育。鄉村這個詞是文學的對象,也可以是審美的對象,它是中國人對田園精神的典型想象。但是當我們把鄉村跟教育聯系起來的時候,說實話我不知道它指的是什么,指的是村小嗎?原始的村小是村民們出錢,由村委會來組織,現在沒有了。如果說小學的錢全部來自于縣里,它還是村小嗎?也許應該叫縣立小學,只是坐落在村里頭。
現在我們對鄉村教育的浪漫想象,往往表達為這樣的敘事:一些城市教育辦的比較失敗的人,拿農村去做實驗,辦個實驗學校,去完成自己的理想。這幾年很多人都在說大理的“新”教育改革,我聽說他們是服務于城市中產移民的孩子,是那些在北京厭倦了“內卷”的人去辦的學校。它提供的是備選項,而他們是可以回北京繼續參加高考的。但是對于當地的學生和家長來講,他們沒有備選項。你在當地倡導這個,人家到時候還要在當地跟別人PK分數。
所以我就說它是一種遙遠的審美對象和歷史研究對象。在當下,如果我們還說鄉村教育,是有點不合時宜的。
那么,一個縣之內,要處理城鄉關系。對縣城里的小學而言,假如我作為一個村里的家長,我的孩子沒有權利在縣城里面上學嗎?肯定有。這就比城市復雜得多,這不是我們一般理解的城市學區房的概念體系。這種結構也會加速村落空心化的局面。
除此之外,縣還凸顯了另外一個面向,就是政府和學校的關系。今天縣域里的學校要承擔大量的政治、社會保障功能。當政府無法觸及每一個村民時,它就通過學校,將行政觸角伸到每一個家庭,我把它稱之為神經末梢。
所以把縣單獨作為一個考察對象,我有個比喻,叫每一個縣中都是一個北京西直門立交橋,一個聯結四面八方的交通樞紐。
03
縣中的孩子
那么,當我們說縣中的孩子時,究竟是在描述一個怎樣的群體?
我在研究中發現,縣中的孩子實際上是貧富差別和城鄉差別兩個維度疊加構成的連續統一體中的一端,而這一端中的群體又可以再次被劃分為“村小的孩子”和“縣中的孩子”兩個成長階段。
從村小的孩子到縣中的孩子要經歷多次大面積的粗篩。在村小就讀的孩子,本來就是家庭資本較弱、父母輩已經經過社會篩選后剩下的孩子。在鎮中心學校就讀初中的孩子,面臨城鄉分流和普職分流交疊在一起的第二次篩選。最優秀的學生去城市高中;次優學生讀本縣高中;去不了普高的去本縣職中、私立民辦高中,或者上“3+2”五年制大專;個別家庭實在無力提供支持且孩子成績較差的則直接走向社會。
我們今天說的“小鎮做題家”,也就是這些從縣中走出來的孩子,實際上已經是經歷了四輪篩選、跨過了高考這座獨木橋的學生。我們通常認為,他們能夠走出來,靠的是做題能力,但事實上,做題能力本身就是一種“結果”。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很多學生讀不懂考題。
2018年9月,我和學生在華北某縣北沙灣小學調研。五年級的孩子正在學習如何描述方位,教材里面“練一練”的題目要求是,假設學生坐火車來北京,在地鐵線路圖上選擇自己所在的位置和想去的地方,說一說如何乘車。
很多學生沒有見過地鐵,二號線被說成了“二號路”,對于這些地名,他們更是沒有任何概念。當學生再次說到蘋果園——這是他們為數不多的聽起來熟悉的地名,老師說:“別老蘋果園了,蘋果都吃夠了?!?/p>
?紀錄片《高考》
我也是縣里學校的孩子,參加過幾乎所有的學科競賽,書法比賽,硬筆軟筆的,作文比賽、物理競賽、數學競賽、生物競賽、歌唱比賽、朗誦比賽。這可能得益于我就讀的所有學校都不是什么好學校。
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初二第一次參加物理競賽,遇到一個應用題,當時畫了一張圖:馬桶的抽水原理,其實就是連通器原理,這是物理基礎知識的一種應用。
我知道連通器原理,但是我這輩子就沒見過馬桶。我就卡在這兒,這圖看不懂。這道題我肯定得0分,但是它測不出來我對連通器原理懂還是不懂,我是懂的,只是馬桶到底是個啥?
其實國家在農村教育上做了很多工作,但從文化的角度來講,為什么在社會高速發展、信息越來越通暢、機會越來越多的情況下,縣域學生反而是感覺越來越跟不上趟?問題究竟出在哪?
這幾年,我越發覺得,每一種新的甄別篩選,看似是素質教育范疇,其實都是讓農村學生文化資源的弱勢狀態更加凸顯。你看現在強調探究式學習、項目式學習,都需要家庭提供很多額外的資源支持。比如說有些城市學校從小學搞手抄報、搞思維導圖,中學搞研學旅行,然后高中搞自主研究的項目。農村學生能干啥?
2009年自主招生政策曾引起社會廣泛討論。我一直有一個困惑,自主招生面試到底面試的是什么?篩選材料的時候,誰會入圍?鋼琴考級的10級,主持人大賽的冠軍、新概念作文大賽……鋼琴是典型的城市文化的代表,對不對?假如我特別會做飯,能不能替代鋼琴十級?我在好多年前就問過這點,也就是說大學在認可什么樣的能力?它用什么樣理性化的知識來代表學生擁有了這項能力?我這不是惡作劇,而是想把這個問題推到極端,看看事情的本質到底是什么。
可是農村學生本應該捎帶手就能養成的謀生能力、生存能力,何曾被大學認可過?大學有沒有想過確立一種比如荒野求生的能力,作為需要認定的學生能力?我們在認可學生成就的時候,是不是存在盲點和誤區,過分地看重了一些東西,而又不自知地長期忽略了某種東西?
所以我們最終看到的是農村學生進入名校的比例越來越低。這是現代教育系統對城市文化的不斷確認和對農村土生土長涵養的能力的漠視。
04
背道而馳的“超級中學”
現在縣域高中有全面“衡水化”的趨勢。這樣的“超級中學”,大致有這樣幾個特點:
第一,“超級”,一般講的是規模特別大,一個學?;居形迩俗笥业膶W生數量,有的學校甚至有超過1萬人的學生數。這么多學生擠在一起怎么個教育法?它就得引入超常的管理手段。
人數規模這么大的地方,能讓每個老師認識每一個學生嗎?不可能,那就意味著一個學校里面,本應該是基于人與人之間相互影響、相互協作而完成的教育基本不可能。于是他們就要發展非常多的制度規章,嚴格獎優罰劣,獎懲分明,然后進行績效考核,發展到極端就是一種準軍事化組織。
它也會帶來教師文化當中非常細致的績效化,就是審計文化的全面貫通,我現在更傾向于把它叫做“量化通約機制”。過去三年的疫情防控,我們都知道,你是誰并不重要,是數字當中的一個點,你這個點曾移動到哪里去過,這就是數字化管理——人都是被數字化的。
其實人數多到超常規模,我相信不論是公司企業還是學校,管理模式最后發展的一個走向都是,大廠化。大廠化就有了大公司病,所以超級中學也會有一些大公司病。什么事情都要請示,學生出了一點事,也要走漫長的傳導鏈條。很多時候,在我們看來是很小的管理上可以解決的問題,在學生那么小的年齡、非常少量的人生經驗當中就是比天還大的事。
所以在這種大型的超級中學,人越來越渺小,這和真正的教育是背道而馳的。
第二,它的超級規模從哪里來?必然是從各地去搜羅優質生源,由于這種疊加效應,超級中學考上北大清華的學生就更多。再一經宣傳,大家都覺得進了這個學校,考上北大清華的概率更大,所以生源就越來越多。學生這么多,老師也要非常多。它往下汲取生源,往下汲取師資良好的師資,就形成這樣一種虹吸效應。
實際上,縣作為一個完整的社會單位、行政單位和資源分配單位,是可以自給自足的。而一個縣的最高教育機構一般都是高中。你把這個高中的生命線——一個縣的優質生源——抽走了,它可不就氣息全無了,對吧?這就是塌陷,塌陷就是沒氣了。
?紀錄片《高考》
第三,從字面上來講,我們稍稍變換一下,超級中學也是越級中學。它的生源好,因此高考成績比較好,人們就認定它教學質量好,所以它可以越過很多限制性規定來操作。比如說跨地域招生。這些超級中學都坐落在一線或是省會城市,但是它可以面向全省招生。這是明顯的,但更不明顯的是它可以拿到政府很多額外的資源,叫特色項目、特色建設之類,遠遠超過生均經費撥款的項目經費,這都可能是別的學校拿不到的。
我不想去責備這些學校,但這里面體現的是什么?是省級教育行政部門的統籌落空。作為一個省,應該要保證讓優質教育資源均衡的分布在全省的城市當中——你不能全集中在省會城市。當它全部集中到一起,就通過超級中學不斷挑動了全社會的神經。所以我覺得省級統籌的落空,是過去這些年教育改革的一個失敗所在,也是讓超級中學可以各條道通吃、不斷壯大的原因。
超級中學甚至跟大學接通,在生源輸送方面建立了直接通道。大學派招生組去各個省招生,你要是說分布在全省各個中學,它的招生困難重重,誰不愿意超級中學替我把全省的優秀生員全攏到一塊,供我挑選?多簡單,所以大學在這里是作為共謀者的角色。在自主招生政策的加持之下,二者之間的聯系變得非常的緊密,這種緊密程度造成了什么樣的教育不公,是我們可以想象的。以前有些省狀元會出在哪個縣,哪些中學,是不確定的,也不能完全準確的預測,現在還用預測嗎?
從這個意義來講,縣中的教育生態,現在也跟城市的教育生態越來越近了。而且如果縣里面有好幾個高中的話,縣政府都是著力于打造其中一所高中,它不會平均地分配。政府在這里面沒有起到一個執中者的角色,反而成為共謀者的角色,協力打造了教育領域的學校壟斷。
05
普職分流下的焦慮
現在中學的普職分流給了一個比例,55開、46開、37開都有。根據教育部發布的《中國職業教育發展報告(2012-2022年)》數據,中等職業學校2021年招生488.99萬人、在校生1311.81萬人,分別占高中階段教育招生總數和在校生總數的35.08%、33.49%。無論是在校生數,還是招生數,職普比大致是3:7。
政策的初衷是可以理解的,它是想要強調職業教育的重要性,通過政策手段,來保證進入職業教育的人,同時也希望緩解學生對追求分數和高考的焦慮。
但長期以來,我國職業教育地位相對較低,職業院校口碑相對較差,很難在短時期內完成大眾觀念的轉變。于是,這一政策在現實層面就制造了另一重焦慮:一部分家長寧愿讓孩子初中初中畢業就出去打工,也不愿送去讀職高。相比之下,為了完成指標,政府需要費力動員學生讀職高和高職。普職分流因此變成了縣城中學的任務壓力。
其實我覺得在縣里面中職確實應該得到發展,縣里各行各業都有,應該提供適當的就業規模。但現在關鍵是職業教育的供給,是不是能夠符合人們的期待?
說實話,從師資的角度來講,他們也是通過學術口培養出來的,是學術教育的產品。一個中職或者高職院校用人,能不能突破現有的這種職稱、對教師學歷認定的要求?所謂能工巧匠能夠直接進入學校去當老師嗎?
而且,我們的分流通道是單向的。普通高中讀不了的話,可以去職業高中,但職業高中讀了兩年,能不能進普通高中?你聽說過這種例子嗎?我沒有。只要是通道是單向的,就證明它一個高一個低,就像連通器原理。
其實有些學生就是晚熟品種,可不可以允許他/她一直到讀到初三都沒活明白,突然到高中懂事了,很多人是這樣的,懂事了就一下子竄上來。過早分流,從制度設計上來講,它肯定得一刀切,但是任何統一的措施一定要留一些縫隙和口子,讓那些突然竄上來的人,能不能在職高讀了一年之后,還想去考大學,能不能申請再進普通高中?
以前的職業高中可以考大學,現在職業高中能考的大學非常少。過去20年高校改革都是??谱儽究疲究谱兙C合性大學,綜合性大學變研究型大學,研究型大學向世界一流大學奔跑,誰屑于招職高畢業生?那不就道路越收越緊,賽道越來越單一。
我們每次都講要不拘一格降人才,培養拔尖創新人才,可是拔尖創新人才是很難被計劃的,你不知道創新從哪里冒出來,難道創新就不會從職業領域冒出來嗎?這就是我們的模式過于的死板和不留任何縫隙。
06
抑郁癥的“泛濫”
另一個和縣域教育相關的話題就是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問題。很多學者都做過這方面的研究,但說一句冒犯的話,我經常懷疑這些研究是否真的貼合事實。
我本科學過很多心理學,也大概知道怎么樣做心理測量和量表,所以我覺得很多問題其實是人測量出來的,你用什么樣的量表去測,你就會測出一種什么樣的值,這其實是由測量手段決定的,所以我不太喜歡用心理學標簽去鑒定一個人的狀態。
比如說抑郁癥這個詞的泛濫,很多人動不動就說我抑郁了,我焦慮癥,好多心理病癥的名詞,是一個相互加強的效應。對著量表,我越填越像,然后我就是了。有些時候,未成年人只是一時的沮喪,但是被過多的關注又無法解釋,這時候最容易提供解釋的就是心理學名詞,然后就對號入座,發展到當下,我們如果不使用這些心理學病癥名詞,似乎都無法言說自己的身心狀態。
比如,有一項研究曾發現有自殺傾向的學生比例在30%左右,其中占比最高的是農村中學。我又要問它到底是怎么算出來的?用什么樣的量表,量表當中的什么樣的問題給甄別出來的?
我們自己都長到這個歲數了,你覺得在成長過程當中,自己想過自殺嗎?不用自殺這個詞,我們不用這么書面化,你想死過嗎?你有不想活的時候嗎?你有覺得活著沒意思的時候嗎?肯定都有,就看問題怎么設置。如果剛好碰上是個很沮喪的時間,那我就看誰都不順眼。
我們都知道有“中二病”,就是初中二年級是人生的迷茫期,為什么?九年義務教育是到初中結束,畢業就要走入社會,在這之前經歷諸多迷茫碰撞掙扎,碰到頭破血流以后,扔到社會里面去了,那么這個期間必定會遇到很多問題,如果我們教育的手段沒有用盡、教育的疏導沒有做通,從未讓ta體會過哪怕一次成功,就迅速地請一個心理專家來鑒定,你20%的抑郁癥傾向,你30%的自殺傾向,焦慮什么的……這些名詞一放出來,一個初中二年級學生,你說ta怎么開解這個問題?
很多人在學校里都有過不下去的時候,也許老師一個鼓勵的眼神就把ta給救了,課堂上答一個問題,全體給ta鼓個掌,就把ta給救了。我訪談過一個縣中校長,他很有辦法,一個女學生十分低迷,什么也不想干,也不說話,問什么都不說,校長就讓班主任組織拔河比賽,全體都得參加,用集體競爭賽性的活動來讓這個學生融入,也不凸顯她一個人的特殊狀態,就這樣一個活動把學生給打開了。雖然個中原因還是不清楚,但也許這就是青春。成年人要有真正關心的辦法,但不要過多干擾,有些事就自己化解了。
所以我就說,它不一定是個心理問題,如果用盡了教育的手段而無效,再采取心理的手段,但我們現在很多時候是教育的手段壓根沒用,就迅速介入心理學名詞,然后基本上就變成了我們都有病。
?紀錄片《高考》
在社會層面,過多的關注就導致放大效應。比如說很多青少年自殺,這肯定是一個問題。前段時間那4個從天門山跳下去的年輕人,也都是出來打工的,收入極低,回家也無望,人生的路途走到絕境了,你能說他們一定是心理問題嗎?
自殺的人為什么一定是心理有病的人?也許真的是人生之路走不下去了,所以選擇不走了。
我不太喜歡把這種東西過分的往心理學上去靠,這樣會失去太多本應反思制度、反思政策的機會,也會把問題都歸咎于個人。這是不道德的,也是不公道的。
07
讀書還能改變命運嗎?
做縣域教育研究這幾年,我經常思考,對于這些縣中的孩子來說,讀書到底還能不能改變命運?
我想我們之所以會說這句話,是我們對于教育的期待,還是鯉魚跳龍門,實現階層躍升。但它有一個前提,你上了大學一定能找到工作?,F在,學歷貶值的速度可能快于你去追求學歷的速度,也許你本科畢業找到一個工作,三年以后,你的同學讀完研究生之后,你是ta的面試官。
于是就有了一種傾向,縣城里的中產階級家庭,比如說教師家庭、公務員家庭,就算孩子的成績比較好,他們對于ta上一個特別好的一線城市的大學,并沒有以前那么熱衷。因為當孩子去遠方的城市上個985,有可能不回來了。在遠方謀生,特別是城市房價如此高企的情況下,還不如一開始就在父母身邊讀個大學,畢業之后在本縣找工作,還能利用家庭的關系,迅速把工作搞定,房子早就給買好了。30歲之前就能實現衣食無憂,有房有車,二胎搞定,統統都有。
原來那種人往上走、物質上不斷擴張的想象,已經慢慢減弱了。父母對孩子的期待就是你回來我們一起保住現有的狀態就夠了。對于小康家庭,再像以前那樣通過教育,獲得階層躍升的可能性是越來越渺茫的。
一方面,這種觀念體現了大家求安求穩的心態,比較保守化,也表明我們社會提供的對冒險的支持比較少了,社會的容錯率是越來越降低;另外一方面,是“內卷”又全面下移。
放養式家庭對應的是直升機式的父母——永遠盤旋在頭頂,密切監視著ta的一切,照顧著ta的一切。
縣中的放養——更多的父母是無力,他沒有能力和精力來全面的看護孩子,甚至于不在場,在場的時候多半是給他一個手機。很多家長會說我沒文化,老師你替我管管,父母在現代教育的這種高要求面前是感到愧疚和退縮的,因為現代教育的話語體系是面向城市生活的。
實際上生活經驗早已教會了這些孩子和父母,如何掂量自己手里的籌碼,來決定接受多少,給予多少。每個人都自然而然地學會了在比較中生活,并且看到自己未來的有限性和最遠的邊界。
?紀錄片《高考》
最后。
我首要的研究領域是教育政策研究。一般人會認為,研究教育政策好像就是為政府寫公文、提供決策支持。其實都不是。
一直以來我都覺得,我們應該把教育政策當作一個能影響整個社會的組織、運行及至每個人具體生活處境的規則。我們不應該只關注就業率、輟學率、入學率這樣的數字,而是要從個體切實的日常生活出發,透視這些數字背后的含義。這也奠定了我看待教育的視角。
我寫過一篇文章《普通高校招生多元錄取機制的“理念型建構”:因果適當還是意義適當?》,大致說的是,中國的基礎教育系統主要考慮的是升學問題。但我從來都覺得每一個階段的教育不僅僅是為下一個階段的教育做準備,而是有它自在和自為的目的。
這正是基礎教育中非常重要的基礎性:它是為孩子們的整個人生打下基礎,也是構成這一段人生的必要組成部分。
那么,什么才是一個好的教育、對人有意義的教育?
我覺得一個是群體的層面,一個是個體的層面。
先從個體的層面來講,我更喜歡加德納所說的“多元智能”。高考,考的只是少量的幾個智能:語言能力、數理邏輯能力、辨析能力。除了這三種能力,還有很多。動手能力考過嗎?發現問題的能力考過嗎?很多都沒有。
每個人都是有多元智能的綜合體,鑒于高考必然只能檢驗和考核少數幾種,其他幾種智能也應該在高中階段有表現的機會,而不是一味輕易地去分等次。這才是真正的“教考分離”。
我去過的學校里,有一所學校就特別擅長干這個事。
陜西某縣的一所中學,我覺得校長就是個教育家,他特別知道孩子的心理。他就說,他喜歡搞活動,打籃球、閱讀什么的,大概每年有10個活動周,也會考慮孩子的不同取向和表現能力。這些活動不見得能直接服務于學生的高考分數提升,但真的可以服務于學生整個人的成長。
可能有人會問,這不就影響了學生備戰高考嗎?實際上,人的能力是內在融通和相互協作的,各方面智能的提升,最終是會滋養高考所看重的那幾種能力的。
不要害怕這些“業余活動”一定會迅速影響成績。高考成績也是一連串事件的結果,不是你天天做題就一定會達到好結果,有些能力在每一個人頭腦和身體里面串通,有點像烘托效應。
?紀錄片《高三》
再從集體的層面來講,我覺得好的教育就是要涵養一個包含多樣性的整體,大家能夠相互欣賞,而不是相互嫉妒,只會搞競爭,如果是第二名,我恨不得第一名死掉,我就是第一名了。
其實大家在同一個時間去同一個學校聽同一個老師講課,在同一個教室里待著,這是怎樣的人生緣分,我們應該干些什么?除了每一個人的眼睛看著黑板和看著老師以外,我們還應該相互看一看,我們四五十雙眼睛相互看得見,這就會有一種非常多元化的東西產生。這里面也許是你一生的摯友,也許在幾年以后你們倆又談戀愛結婚成了一對夫妻,將來人生的可能性很多,那么通過共同的受教育過程,一起同過窗,這會成為人生當中非常重要的一種情感資源。
如果辦學校的人能夠意識到這一點的重要性,就應該在大家學習競爭之余,讓大家有一種相親相愛、相互欣賞的氛圍。
如果我們用一種胸懷和容錯空間,給每一個人的多元智能提供額外的舞臺和表現機會的時候,我們能夠分清楚什么時候是對手,什么時候是戰友,什么時候是親密的伙伴。親密伙伴和競爭對手是可以同時存在的,而不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
這樣的教育,才能給大多數人帶去希望。
來源:青年志Youthology,內容已獲青年志Youthology獨家授權,如需轉載請聯系原作者。
《縣中的孩子》
林小英 著
文景/雅理 |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3年7月
中國50%以上的學生在全國2000多個縣接受教育,縣中應該采用精英教育,還是普惠式教育的模式?
解決縣域教育難題,應加大對口扶貧還是強化自我造血功能?
縣中的孩子是只爭朝夕、拼命學習模式的犧牲品嗎?
縣中能走出優質生源與師資流失的困局重新振興嗎?
教育不該是適者生存的模 式,經濟越落后的地方教育越應該給人以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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