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慕明在授課。資料照片
1999年11月27日，中國科學院迎來了建院歷史上第一位外籍所長——中科院神經所首任所長蒲慕明。這一年，蒲慕明51歲，已是國際知名神經生物學家。
他的使命是在步履蹣跚中建一個全新的研究所，帶領幾近停頓的中國腦科學研究走出去。他想嘗試在中國建立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研究機制。這項工作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在蒲慕明看來，這更是“還一個心愿”，一個為祖國工作的心愿。
“他幾乎憑一己之力打造了世界一流的神經科學研究所。”2016年，在世界神經科學領域有極高榮譽的格魯伯獎頒給蒲慕明，在評述他的科學貢獻之后，說了這樣一句話。
自1999年成立以來，中科院神經所享譽神經科學研究領域，被評價為國內神經科學科研機構的旗艦單位，目前我國神經科學領域在國際頂級期刊發表的成果，有許多出自神經所。2013年以來，3項成果入選中國科學年度十大進展。全球首例體細胞克隆猴的誕生，更被認為是“世界生物技術領域的里程碑式突破”。
2017年，69歲的蒲慕明恢復了中國國籍。“在國際上代表中國科學家發聲，如果以美國國籍身份有些不合適。”蒲慕明說，20世紀80年代加入美國國籍的最主要原因，是當時要經常去世界各國開會，持美國護照比較方便。“這些年我的工作重心早已轉到中國，是時候恢復中國國籍了。最重要的是，我內心從來都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在祖國的工作是我一生中對社會最大的貢獻。”
前瞻布局——
“堅守建設世界頂尖科研機構的理想”
中科院神經所創立之初，蒲慕明就為其設定了明確的發展“路線圖”：5年起步期，要有好文章在高質量雜志上發表，把神經所的體制、機制、科研文化建立起來;隨后的5年是成長期，要有較多研究組建立國際聲譽，實現大幅度的發展;2011年至2020年的10年是收獲期，要有重大科學發現、開創新領域并出現世界級領軍人物。
僅用了短短4年，神經所的13個研究組就突破了中國生命科學領域在國際一流學術期刊發表論文的紀錄。2003年11月29日，在神經所建所4周年暨年會上，蒲慕明的喜悅和信心溢于言表：“今天非常高興地在我們新的禮堂看到，神經科學研究所現在人數已經大增，研究組由最初的7個發展到目前的13個。我想，再過幾年，樓上肯定也要座無虛席了!”
一系列改革舉措也在大刀闊斧地推進。從2003年開始，神經所在全國科研院所中率先引入國際化的科研評估體系，由國際一流的神經生物學家組成國際評估組，結合匿名同行通訊評審意見、研究組長現場匯報考評、研究生座談等提出評審意見。
神經所自1999年成立開始與研究組長簽訂的聘用合同中明確規定，作為研究組長必須定期參加研究所國際評審，研究員每4年一次，高級研究員每6年一次。令蒲慕明意外的是，這樣一項在國際上已是司空見慣、大有裨益的事情，在執行中很快遇到了反彈——有研究組長因不愿接受評審而離職。2005年，有一位院士作為研究組長因不接受國際評審，而被要求離開，當時在中科院和中國生命科學界引起了一場不小的風波，蒲慕明也因此被人詬病為“獨斷專行”。
2005年歲末，在神經所的年會上，蒲慕明自我“爆料”：“最近有很多人都在問我，說我的所長職務是不是馬上要被解聘了?”滿場笑聲中，蒲慕明也笑了：“我可以告訴大家，建立神經所是我這輩子最重要的一件事，我什么都可放棄，神經所決不會放棄，趕我走還真是不容易呢!”
就是在不斷遇到困難、挫折、打擊的艱難行進中，這一嚴謹的定期學術評審堅持開展至今，并且堅持得非常徹底。如今，這樣的做法在國內諸多科研機構中被爭相效仿。
神經所建立嚴謹的評審制度的同時，也構建了人才的良性流動和退出機制。多位神經所的研究組長被其他單位聘請擔任重要職務，有些組長覺得不適應主動離職，有些人不愿被評審，或是評審沒通過離開，神經所一直盡最大能力幫助他們在新單位順利開展工作，包括可以帶走研究生、科研經費，以及實驗室的設備。“過去慣例是人走空著手走，所有的儀器設備都應屬于研究所，這對他重新建立實驗室繼續研究工作是有很大阻礙的，對國家資源也是一個浪費。因為留下來的儀器設備相當部分是其他組用不上的。”蒲慕明說。
在蒲慕明的銳意改革下，神經所形成了一個有進有出、競爭向上、充滿活力的科研環境。在國內科研單位中第一個引進“研究生輪轉”制度，真正實現學生與導師之間的雙向選擇;采用“論文指導小組”制度，定期評估研究工作進展，保證學生的學習進程;與此同時，嚴格實施碩士生轉博考試制度和博士研究生年度工作進展報告制度。這些措施有助于研究生養成認真思考科學問題、設計周密的研究計劃以及嚴謹表達實驗結果的能力。
“我們離國際一流科研機構的目標已越來越近。”2009年，蒲慕明自豪地說，“神經所至今所取得的一切研究成果，靠的不是從政府那里得到大量資源，靠的是新的科研管理機制，靠的是神經所的老師和學生沒日沒夜地在實驗室工作，靠的是我們堅守建設世界頂尖科研機構的理想，堅持抵制舊體制舊觀念的影響。如果從科研資源角度來看，神經所業已取得的諸多科研進展，在中國許多其他科研機構同樣也可以實現——這才是神經所的經驗對中國科技發展的真正意義。”
犀利破題——
“科研環境要寬松，也要有‘必要的緊迫’”
在神經所工作或是求學過的人，無不對這里的氛圍印象深刻。訪問過研究所的國內外學者也都對這里嚴謹的學風、強烈的求知欲、學生的知識面和表達能力有深刻的印象。這與蒲慕明大力倡導的“一流科研機構要有一流科學文化”密切相關。
在神經所黨委書記王燕看來，蒲慕明為神經所帶來的，是一條比較完整的“生產線”，受其影響的是一大批人的思想和觀念。
在神經所，每年12月召開的年會是全所的大聚會，蒲慕明都要精心準備，拿出一份有綱要、有觀點、有分析、有結論的報告。他的年會報告掏心掏肺，有壯懷激烈，也有苦口婆心，有風趣幽默，也有嚴詞厲色，都是他多年從事學術研究的經驗和思考的提煉，里面的“金句”往往不脛而走，在科學界流傳開來。
蒲慕明特別看重和所里師生的時刻交流，除了開會，其余的時間幾乎都在所里的辦公室里，這里可以隨時關注每個研究組的實驗進展，師生有問題能隨時找到他。他是這片創新園地中的“栽樹人”“挖井人”，他在不斷耕耘，也在不斷反思，不斷作答：中國科技創新的土壤缺的是什么?如何將這一土壤改造得更加肥沃?
2003年的神經所年會上，蒲慕明說：“可以保證，在未來的10年、20年之內，我們研究所能夠達到有重大科學發現的那個目標。怎樣達到這個目標?在未來的‘成長期’里，我覺得最重要的一個工作，不是招人才，不是爭資源，是建立一個一流的科學文化。沒有科學文化，不管有多少人才、多少經費都沒用。我們不缺人才、不缺錢，我們缺的是一個文化。什么是科學文化?很簡單，第一個就是要有嚴謹的科學態度。”
對于虛假和浮夸，蒲慕明深惡痛絕：“神經所的目標是進行嚴謹的科學研究，力求成為國際頂尖的科研單位，為中國科學界樹立一個好的榜樣。因此任何形式的不誠信行為都是絕不能容忍的。我一直認為，一個科學家嚴謹和誠實的基本品德，是在各種日常事務包括科研和非科研事務中養成的。在細小事務上的不誠信積少成多，就會有更嚴重的造假。”
“與之相關的第二點是科學交流的態度。能夠坦誠、不顧面子地指出別人的問題，同時愉快地接受別人對自己的批評，從中思考如何進一步提升自己。”蒲慕明接著說，“第三點是創造一個有緊迫感的環境，可以稱之為‘必要的緊迫’，它能夠使得大家發揮最大的創造力。”
蒲慕明常常提到英國的卡文迪許實驗室，也是發現DNA雙螺旋結構的地方，誕生了20多位諾貝爾獎得主。在20世紀的前50年，這里是世界科學的主要中心，物理學與結構和分子生物學發展的重大成果都出自這個實驗室。“在這里工作的年輕人，一個個變成大科學家，許多成了諾貝爾獎得主。難道那些年輕人都是天才嗎?卡文迪許實驗室選人都選得那么準嗎?為什么那些年輕人進去之后就都變成了一流的科學家?卡文迪許實驗室那個環境到底有什么特別?”
蒲慕明自問自答：“我覺得并不是那里的儀器設備特別好，也不是那里的大師特別聰明、出的題目特別好。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那里的環境給了所有進入實驗室的年輕人敢做重大問題的膽識和信心。只要有膽識、建立了信心，持之以恒就會有重大發現。這種膽識和信心是由卡文迪許實驗室的傳統風氣形成的，還有大師對年輕人的期盼，年輕人對自己的期盼。信心和期盼，成就了卡文迪許實驗室輝煌的歷史。”
蒲慕明用“必要的緊迫”來描述這種氛圍和風氣，他認為，這是所有一流的機構都具備的——“必要的緊迫”，使得你不斷往上，不斷地發揮你的創造力。“很多人說，我們要有寬松的科學環境，但寬松并不代表沒有壓力，沒有緊迫感。”“你想要做科學的推動者，必須做出人家想要鉆研的工作，而不只是鉆研人家的工作。許多創造性工作就是在‘必要的緊迫’的環境下完成的。”
批評、交流和合作，是蒲慕明極力主張的。每逢有到所來訪的國內外學者，蒲慕明都要求研究生主動報名，參加午餐會上的自由交流。神經所開設的《科學研究的交流、規范與誠信》課程，是學生畢業前的必修課。通過講課、案例分析和分組討論，指導學生思考在科學道路上如何創新以及健康的科研生活態度和工作方式。招聘研究組長時，首先看潛力、合作、奉獻精神，使年輕的組長在神經所經過幾年的磨煉后能普遍地很快成長。
在他的推動下，研究組之間的合作更密切、更深入了。“合作達到的協同效果比單獨做要大得多，這樣才能有競爭力，才可能及時解決重大問題。我們所里都是小實驗室，但我們競爭的對象常常是國際上有基礎的大實驗室，要超過他們，必須要合作!不光是技術和材料的交換，還要有思路的交換，真正做到‘智力合作’，一起探索重大問題，一起去解決。”
初心不改——
“科學家不能只為個人成就奮斗，要擔起社會的責任”
采訪中，王燕講起了一個細節：世界首例體細胞克隆猴在神經所的平臺誕生，給兩只克隆猴寶寶起名字，原本最直接的參與者——獼猴平臺的劉真和孫強有“特權”每人起一個。“叫真真、強強?”蒲慕明看著他們問，兩人幾乎同時搖頭，都說讓蒲先生起名字。蒲慕明想了一會兒：“中華如何?中中、華華。”大家齊聲說好!那一刻，讓王燕感動無比：雖然起名字只有幾分鐘，卻是在每個人心中埋藏許久的中華民族復興夢。
在神經所師生眼中，蒲慕明坦誠、直率，嚴謹得近乎嚴苛，最鮮明的特點是，有著一顆熱烈的赤子之心。今年71歲的他，把每一天都當作“去上學”，在辦公室從不午休。問他如何保持工作的熱情和活力，他的回答是：“因為每天都有許多事情等著你去做。”
1948年在江蘇南京出生的蒲慕明，襁褓中隨父母離開故土，在臺灣眷村中長大，隨后赴美國求學、工作，從小接受的中國傳統文化教育早已在他心中深深扎根。“做對社會有益的工作”，父親的教導他須臾不敢忘。他能脫口而出，全文背誦范仲淹的《岳陽樓記》。他崇尚“風骨”，他說，自己最仰慕的知識分子都充滿著“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情懷。
這種情懷也潛移默化，成為他主持的神經所最深厚的文化底色。談及當前我國科學界為何難出大師，蒲慕明認為首先應該搞清楚什么是大師。是個人學術成就高、發表高水平論文多、得過國際大獎的科學家?還是不計個人成就，能夠影響一大批科學家，帶領一批科研工作者去攻克重大科學問題的人?
他舉氣象學家竺可楨為例。以竺可楨的能力，他完全可以做出世界一流的學術成就，但他卻在學術生命最旺盛的時候，奔波中國各地用最簡單的儀器設備建設氣象站。后來覺得辦教育比建氣象站重要，就到浙江大學去做校長。“像數學家華羅庚、力學家錢學森、生理學家張香桐、生化學家王應睞，他們都是當之無愧的大師。我們尊敬他們不僅僅是因為他們個人所做出的學術成就，更是因為他們對社會無私奉獻的態度和精神。他們所從事的科學事業是對社會最有用的，這才是我們心中大師的標準。”
在蒲慕明的影響和帶動下，自2005年以來，神經所的師生熱心參與科普工作，每年暑期下鄉為農村中小學生開辦科學夏令營。“到農村去，才能更深地了解自己的祖國，理解祖國人民的需求，更深地熱愛自己的事業。”蒲慕明認為，未來我們要培養的科學家必須不只是為個人興趣、個人成就而奮斗，而要能更重視個人對社會的責任。“忘我精神一向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最重要的特征。當今世界面臨的各種問題，需要很多有社會責任心的科學家去解決。培育出一大批具有中國傳統精神的科學家，這也許會成為中國科學界對世界科學的獨特貢獻。”
作為一名長期從事基礎科學研究的科學家，蒲慕明對于個人興趣和社會需求的關系有自己的思考：“興趣于我不是主要動力，當一件事需要我去做，我能夠發揮最大功用、最大潛力時，我就會全力以赴去做。此時我關注的是個人能力和社會需求的匹配。當個人的選擇與社會、國家的需求融為一體時，才能發揮自己最大的作用。”
他理解自己的使命：新時代，中國科學家如何作為?科技報國、科技強國的新長征路如何走?在中科院神經所，他帶領一群人，用20年的探索和堅守，蹚出了一條可復制、可推廣的道路。
未來的路，還要堅定地走下去。(記者顏維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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