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邊上市公司宣布要進行最多10億元的回購,那邊董事長卻拋出了一份高達16億元以上的減持。市值586億元的明星股歌爾股份,正在遭受為大股東減持“抬轎子”的質疑。 歌爾股份10月21日晚間披露,計劃在5億元至10億元的額度之間回購公司股份。同一時間,公司董事長姜濱等也告知,將合計減持9248萬股。按最新收盤價,減持市值將達16.7億元以上,這還不算控股股東未來一年內要進行2.1億元的可交債換股,遠遠超過回購金額。
歌爾股份表示,回購的股份將用于員工持股計劃。而在2015年、2017年,姜濱大減持時,接盤的都是員工持股計劃,涉及金額達16億元以上,且每次向員工持股計劃轉讓后,歌爾股份均處于高位,減持過程中開始猛烈下跌。
從2015年以來,包含此次在內,不計算小額減持,歌爾集團、姜濱等人,借助員工持股、可交債轉股,累計套現已經高達65億元以上。就在此前不久,上市公司還動用數億資金回購。大額減持即將開始,可交債轉股正在進行,股價已現回落跡象時,拋出回購計劃,頗為耐人尋味。
回購為減持抬轎子?
10月21日晚間,歌爾股份披露,此次回購金額計劃在5億元至10億元之間,回購價格、數量不超過21元/股、2381萬股,占其總股本的0.73%,期限為董事會通過回購方案之日起的12個月內。10月18日,其董事會已通過此事。
同10月18日的收盤價相比,上述回購價較二級市場溢價接近17%。但市場卻并不領情。方案公布后,歌爾股份股價并未拉升,反而應聲下跌,22日盤中最大跌幅4.21%,此后雖然一度翻紅,但最終仍然收跌1.04%,報于18.08元。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在于同日披露的大股東減持計劃。
公告顯示,姜濱、副總裁劉春發,計劃自披露之日起十五個交易日后的6個月內,合計減持9248萬股、占其總股本2.85%的股份。其中,劉春發計劃減持36萬股。
主要的減持來自姜濱,減持數量達到9211萬股,以集中競價減持3245萬股,占總股本的1%,以大宗交易減持5966萬股,占比為1.84%,受讓方為其一致行動人,歌爾股份總裁姜龍。減持完成后,姜濱的持股比例,將從15.41%降至12.57%。
而按歌爾股份10月22日18.08元的收盤價計算,姜濱此次減持的股份,對應的市值約為16.7億元,為回購金額下限的3.3倍以上,最低回購股份數量的四倍左右,且減持的時限,遠遠短于公司回購。
姜濱、劉春發的大額減持,還不是“套路”的全部。后續,歌爾股份的股價還將面臨控股股東歌爾集團可交債轉股的沖擊。
2017年10月17日,歌爾集團發行了20億元可交債,換股期為2018年4月18日至2020年10月14日。截至披露日,歌爾集團已因可交債換股,累計減持該公司5.31%的股份,持股比例已經降至19.49%。
公開信息顯示,2019年8月22日至9月3日,歌爾集團發行的“17歌爾EB”因為債券持有人完成換股3970.38萬股,占歌爾股份總股本的1.22%,從而使得歌爾集團持有歌爾股份的比例從20.72%降至19.49%。
自2019年4月至9月3日,歌爾集團發行的可交債,分三次轉股近1.13億股,合計占其總股本的3.48%。截至目前,上述可交債約為2.09億元的余額,轉股時間與其回購時間處于同一時間段。如果加上可交債,姜濱、歌爾集團實際減持金額,將達到18.7億元左右。
也正是因為如此,對于同時進行的回購和減持,有投資者認為,這是姜濱、劉春發在“玩套路”,減持抵消了回購的效應,因此回購存在為兩者減持“抬轎子”的嫌疑,市場將會用腳投票。
“接盤俠”員工持股計劃
每次需要減持時,員工持股或股權激勵,總是及時充當接盤俠的角色,這一次同樣也不例外。
歌爾股份在21日的公告中稱,其此次回購的股份,將用于后期實施員工持股計劃或者股權激勵計劃——這樣的手法,姜濱、歌爾集團再熟悉不過了。同樣的故事,在過去的五年間,至少已經三次上演。
2017年9月底,歌爾股份曾披露,其實際控制人和董監高胡雙美、姜龍段會祿、孫紅斌、劉春發、賈軍安等六人,計劃合計減持不超過持有的3652萬股、占比1.13%。但其中部分人員共計減持517萬股后,未減持人員終止了此次減持。
然而,更兇猛的減持很快推出。2017年12月27日,該公司推出了一個名為“家園3號”的員工持股計劃,預計籌集資金總額7億元。2018年2月,該員工持股計劃完成認購,以11.77元/股的價格,買入5500萬股,而股份的來源,則是姜濱轉讓。而其原計劃減持2350萬股。
更早些時候,員工持股計劃也曾為姜濱減持接盤。公開信息顯示,2015年6月,姜濱通過大宗交易,將持有的約2958萬股,占比1.94%的股份,轉讓給員工持股計劃,交易金額約為9.8億元。
不過,與以往略有不同,姜濱此次并沒有將所持股份,直接轉讓給員工持股計劃,而是減持計劃和股份回購分開進行,減持部分由姜龍接盤,回購部分則由員工持股計劃進行。
姜濱、歌爾集團每次減持、轉股,基本上都是歌爾股份股價處于高位時。根據披露,姜濱2015年減持時,成交價高達33.3元。2017年減持計劃披露后兩個月,歌爾股份股價也曾站上23元的高位。但減持開始不久,其股價就直線下跌。到2018年1月底,最低時已經跌至13.6元左右,累計跌幅超過40%。只不過持續的下跌,員工持股價格才相對較低。
這一回同樣如此。2019年以來,歌爾股份股價從最低的6.46元,一路飆升到10月14日盤中最高價曾達到19.28元,年內累計最高漲幅接近兩倍。近期雖有回落,但截至10月22日收盤,累計漲幅仍然達到180%以上。
不無巧合的是,每當股東需要減持、可交債轉股時,歌爾股份的股價,總是能“絕地逢生”。以2019年歌爾集團可交債轉股為例,1月份其股價跌入低谷后,便開始回升,4月份是已漲到11元以上。根據披露,年內其三次轉股價均處于10.4元至10.45元之間。
動用公司資金掩護股東撤退?
從2015年以來,包含此次減持在內,不計算小額減持,歌爾集團、姜濱等人,借助員工持股、可交債轉股,累計套現已經高達65億元以上。
公開披露信息顯示,2014年、2017年,歌爾集團發行的可交債,金額為12億元、20億元。而姜濱等人2015年以來,已完成、計劃的三次減持,金額分別約為6.5億元、9.8億元、16.7億元,合計金額約33億元。
在減持的同時,姜濱及其他管理層也曾數次增持,時間集中在2015年至2016年間。公告顯示,2016年11月,該公司監事會主席孫紅斌,董事、副總裁兼財務總監段會祿,副總裁兼董秘賈軍安等人,曾合計增持約5475萬元。
2015年,姜濱、段會祿、賈軍安、劉春發等還合計增持了3.72億元。2016年,姜濱還單獨增持2.66億元,姜龍也曾在當年增持約3130萬元,以上增持金額約為7.2億元。但同減持相比,增持規模顯然較小。
而歌爾股份2019年的股價上漲與增持有很大關系。2017年底股價大幅下跌之后,2018年8月,該公司曾在2018年8月披露了一份回購計劃,以11.5元/股的價格,在3億元至9億元的額度內,增持2608萬股至7826萬股。
從當年10月份開始,到2019年2月底,歌爾股份以6.6元至7.99元的股價,累計增持4927.01萬股,涉及資金約3.57億元。此番增持穩住了其股價,并在此后持續拉升,而可交債換股也隨即開始。
此次最高金額達10億元的回購,與此前姜濱、歌爾集團減持、轉股的情形極為相似。在減持、轉股前或進行中,公司股價均出現大幅上漲,但隨后就猛烈回落。而股價自從10月14日登上年內頂峰后,歌爾股份股價已開始回落。
如今,股東大額減持即將開始,可交債轉股尚在進行,上市公司拋出的回購,是否與掩護股東撤退有關?
標簽: 歌爾股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