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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融資募得資金將主要用于擴大資本中介業務、自營業務投資規模,信息技術、風控合規投入和補充營運資金等,重資產業務成為券商布局重點。
由于大幅計提減值準備導致凈資本受損,在政策放松和市場回暖背景下,券商不斷通過發債、定增、配股等手段融資補血。
Wind數據顯示,2019年1月-8月份,證券公司發債規模(普通公司債、金融債和短期融資券)合計達5769.6億元,處于歷史同期高位。其中,近四成是短期融資券。
“輸血”增加流動性
根據Wind數據統計,進入7月份以來,券商發債規模明顯提升。而為“輸血”中小非銀機構,以及緩解部分券商的流動性風險,央行更是集中批復國泰君安、廣發證券等龍頭券商提高短期融資券余額上限。
規模統計顯示,前8個月,十余家大型券商短期融資券發行規模達2196億元,占券商同期發債總規模的38.06%,比重創下2015年以來新高。按年度比較,券商前8個月的短融發行量已位居歷年第四,今年全年有望超過2015年2753.6億元的水平。
“此次央行上調數家大型券商的短融余額,有助于改善券商流動性,拓寬券商融資渠道。”市場分析人士告訴《國際金融報》記者,“同時,此次對一線券商短融余額的普遍提升,增強了一線券商的流動性保障能力。流動性資源進一步向頭部券商傾斜,預計會進一步加快券商行業強者恒強的趨勢。”
與此同時,更多相關大型券商還被核準發行金融債券,非銀機構流動性再次得到釋放。
7月19日,廣發證券率先在全國銀行間債券市場發行了首只券商金融債券,規模為50億元,期限3年。此后,中信證券、中信建投、國泰君安、華泰證券、中金公司、海通證券3年期金融債也相繼發行,7家券商合計發行415億元金融債券。
彼時,多位市場專業人士對《國際金融報》記者表示,發行金融債券是繼提高短融余額后,對于支持非銀機構流動性的又一重大利好。
“獲準發行金融債,首先擴大了頭部券商的融資工具,增加它們的融資能力,為目前壓力比較大的中小型券商提供流動性。而且金融債是在銀行間市場發行,銀行可以直接對證券公司提供流動性。再者,相對短融,金融債的期限比較長,一般為3-5年,在用途上更加豐富,對穩定市場的流動性比較有利。”穆迪非銀分析師孔祥安在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采訪時表示,“未來頭部券商可能發揮更大的作用,直接為中小型券商提供流動性。”
“補血”增資布局重資產
在為中小非銀機構“輸血”的同時,券商還不斷通過再融資“補血”,多舉措增強資本實力。
數據顯示,截至8月末,今年以來券商共計發行1923.8億元普通公司債和1234.8億元次級債券。定向增發、配股、可轉債、短期融資券和公司債等手段“輪番上陣”,成為券商再融資的利器。
關于募資用途,記者查閱相關公告發現,再融資募得資金將主要用于擴大資本中介業務規模,擴大自營業務投資規模,子公司增資、網點建設,信息技術、風控合規投入和補充營運資金,重資產業務成為券商大力布局的重點。
“凈資本的提高將提升公司的資本實力和行業地位,幫助公司推進金融科技建設,還可以進一步提升公司抵御風險的能力。”東吳證券相關負責人表示,為推動長期可持續發展,公司加快了戰略布局,積極穩健發展資本中介及投資交易類業務、加大子公司投入,著力拓展另類投資業務、國際業務及私募基金等業務,構建更為均衡的業務組合。
萬聯證券非銀金融首席分析師喻剛分析認為,從長期看,2012年券商創新大會后行業向重資產轉型,業務規模與資本實力息息相關。與其他金融業相比,我國證券業實力十分弱小,總資產不及銀行業3%。在直接融資擴容背景下,券商亟需擴張資產規模,從而能更好服務實體經濟。
從短期看,2018年券商自營權益投資、股票質押等業務出現虧損,多家券商大幅計提資產減值準備,導致凈資本受損。在政策放松和市場回暖背景下,券商迎來融資窗口期。
行業差異化發展將加速
隨著資本市場發展,券商在金融服務體系中的定位發生著深刻變革與轉型。
就證券行業發展過程中亟待提高的方面,某大型券商首席經濟學家向《國際金融報》記者分析稱:首先,行業業務量受制,這源于此前中國金融體系下,債權融資比例遠大于股權融資;其次是資金來源問題,此前社保、養老體系尚不完善,疊加地產吸納長期資金,導致股市長期資金偏少,與企業融資的長期需求不匹配,從而導致股市投機因素大于投資。
他進一步表示,加上杠桿率的限制,券商的杠桿率低于銀行,這是與國際市場不一樣的地方,導致券商ROE(凈資產收益率)低于銀行,在爭取大股東股權資金支持方面,券商也滯后于銀行。
此外,集中交易制度方面,境外券商做市收入是非常重要的部分,而A股投資者都在交易所直接交易,這導致大量利潤留在交易所,而非券商。
最后是資金托管問題,券商因為有歷史不良記錄,所以托管功能受限,導致并沒有發揮投資銀行的功能,金融機構如果負債端粘性不夠,那么就無法做大。
國信證券經濟研究所非銀團隊分析師王劍指出,證券行業對直接融資貢獻不足。金融供給側改革的核心是服務實體經濟,推動經濟轉型,這需要有一個合理的金融體系結構來滿足實體經濟的融資需求。
從我國金融體系整體來看,直接融資比重較小,對新興產業支持力度不夠。這一問題在證券行業自身體現為資本市場體制性障礙、創收創利能力不強、外資券商加速競爭等各種內在隱患與外在困境,最終導致其對直接融資的有效供給嚴重不足。
王劍認為,金融供給側改革將推動我國證券行業出現四大業務轉型趨勢:一是投行業務將通過提高定價能力、投資管理能力以及增加國際化布局來更好地服務于新興產業;二是以交易為中心的機構服務業務發展模式更為豐富,券商創新能力提升(如財富管理、衍生品、FICC等);三是通過擴展資本中介業務(如股票質押業務、融資融券業務),解決成長型企業融資問題;四是隨著高凈值客戶的服務趨于定制化,券商將會依賴金融科技低成本、高效率地服務中小客戶。
因此,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將推動證券行業加速形成差異化發展格局,預計未來證券行業將呈現“大而全”、“小而精”券商共存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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