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生命走到最后一程，是進ICU搶救，還是自然死亡?近日，新修訂的《深圳經濟特區醫療條例》提出，“醫療機構在患者不可治愈的傷病末期或者臨終時實施醫療措施，應當尊重患者生前預囑的意思”。
“生前預囑立法，旨在讓疾病終末期患者和不可治愈患者善終，讓他們少一些痛苦、多一些尊嚴。”深圳市生前預囑推廣協會會長、深圳市第二人民醫院老年科醫生李瑛在《工人日報》記者采訪中表示，這保護了患者為自己生命做主的權利。
生前預囑體現醫療重點從疾病轉向人
“簽署生前預囑，是患者對醫療行為的選擇。”李瑛說，以往醫療重點是疾病，醫生要盡一切努力搶救患者，直至其死亡。例如，明知任何醫療措施都不可能逆轉病情，但仍會把患者送到ICU，進行氣管插管等維系生命。“生前預囑關注生命質量，也體現出醫療重點從疾病轉向了人。”
2015年7月，秦女士89歲的母親突發腦梗，被送入ICU病房。“當時母親深度昏迷，要插胃管。但由于插著胃管難受，昏迷中母親多次自己拔掉，而護士只能一次次再插回去。”秦女士告訴記者，整個治療過程，母親痛苦，她也很痛苦，“插胃管時我都無法忍受待在病房。”
母親離世后，秦女士痛苦了整整兩年，每每想起母親生前的最后時光，她都忍不住傷心落淚。
“母親以這樣的方式離世，我們是有遺憾的。”秦女士說，那時沒聽說過生前預囑和安寧療護，所以盡管當時知道母親被搶救回來的概率很低，但作為子女，只能全力配合醫生救治。
李瑛表示，徒勞的過度搶救，往往只是增加病人的痛苦，同時給家屬造成經濟和精神壓力。“尤其疾病終末期患者，提供生命支持治療醫療服務只能延緩瀕死期，對治療原發病或恢復生命本身沒有任何意義。”
確定無法治愈后希望能有尊嚴地離開
生前預囑，是人們在健康或意識清楚時簽署的指示文件，說明在不可治愈的傷病末期或臨終時要或不要哪種醫療護理。
目睹過母親最后的治療，秦女士沒想到，四年后，她會再次面臨相似境況。
2019年，秦女士57歲的丈夫確診肺癌。經過一年多的手術、化療，以及肺癌轉移后的靶向治療，丈夫的病情仍不見好轉。
不過，這次夫妻倆對生命有了更清醒的認識。治療期間，秦女士和丈夫主動聯系深圳生命關懷協會，了解并共同簽署了生前預囑。
“確定無法治愈后，我們希望能舒適、有尊嚴地離開這個世界，而不是經歷各種難忍的疼痛，讓生命延續十多天、一個月……”秦女士說，她還清晰地記得預囑內容，包括“我不要疼痛”“我不要任何形式的痛苦”“不使用生命支持治療”……
不一樣的告別方式，心境也不同。丈夫離開后，秦女士的創傷期較短。“居家治療期間，我們盡量做到高質量陪伴，互相道歉、道謝、道愛、道別，說了很多話。”她告訴記者，丈夫離世前，還一一發微信與親朋好友道別，告訴大家他要走了，來生再見。
“盡力做到最好，所以沒有遺憾。”秦女士對記者說。
近日，深圳的張先生夫婦也簽署了生前預囑，他們在采訪中表示，生命很珍貴，但在最后的日子，也應該有尊嚴地生活，而不是痛苦地活著。
其實，早在2013年，張先生就為103歲的母親做了一次選擇——不進ICU搶救，不讓母親遭罪。“別人說我不孝，但我知道這是對母親最好的安排。”
“臨終決定權”交至患者手中，既尊重了患者意愿，也不令子女“為難”。現實生活中，有子女明知搶救回來的機會渺茫，但因害怕擔負“不孝”之名，仍會堅持搶救。
選擇生前預囑并不意味著消極放棄生命
李瑛告訴記者，幾年前她遇到一位高齡患者，屬于糖尿病終末期，隔天就要做一次血透。“該患者每次做血透都非?？咕?，全程大力掙扎，需要三個人強行按住才能完成。”
這位患者的兒子非常糾結和痛苦，不知是該繼續強迫父親做血透，還是遵從父親的意愿。
后來在醫生建議下，家屬和患者進行了理性冷靜溝通。“醫生也明確告知患者，如果停止做血透，很快就有生命危險，但他還是堅決拒接，接受死亡。”李瑛說，問了三次，患者依然是這個態度。最終，家屬開了家庭會議，決定尊重患者意愿，簽署生前預囑，由醫院提供居家安寧療護。
“生前預囑立法，讓患者意愿得到法律保護，同時也給患者家屬提供明確指引。”深圳市羅湖區人民醫院老年病科主任王立說，患者的臨終選擇有了法律保障，對緩和醫患關系也有一定作用。”
在老年病科臨床一線工作十多年，王立見過很多患者在飽受病痛折磨后死去。但是，在她看來，生前預囑仍面臨落地難點。“中國傳統觀念對談論‘死亡’很避諱，民眾對生前預囑的知曉率太低，有些老人不容易接受。”
李瑛提醒說，只要是18歲以上心智健全的成年人都可以填寫生前預囑，在患者生命末期時生效。其實，簽署生前預囑，選擇安寧療護，并不意味著消極放棄。醫生會通過積極治療，緩解患者疼痛、出血、惡心嘔吐等不適，盡量減輕患者痛苦，提高他們的生命質量。
深圳慈海醫院院長助理高志紅表示，生前預囑作為安寧療護工作的一部分，了解過的人很容易接受，而對此并無認識的家屬與患者會比較抗拒，因此，需要加強對生死觀教育的宣傳，在文化層面上做好鋪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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