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科技向善白皮書2021版《共生：科技與社會驅動的數字化未來》正式上線。本書總結和梳理了過去一年全行業對數字化未來的思考與實踐，從疫情之下的科技“戰疫“，疫情之中科技與產業范式的變革，到疫情之后未來工作場景和創新動力的變化，提供了多角度的思考和建議。
北京大學教授邱澤奇在序言中表示，科技公司是提供科技產品和服務的主體，愿意傾聽社會的聲音，是科技向善邁向務實的前提。與此同時，社會對科技產品與服務提供建設性的訴求，則是讓科技邁向“向善”的有效保障。
現實與虛擬世界的新型關系
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這場大考中，信息科技發揮了重要作用，為此次世界范圍的危機打上了數字時代的烙印。不同產品和技術從用戶與社會的需求出發，快速迭代、積極應戰，可以說這不僅是一場見招拆招的技術大考，更是一場面向未來的實戰檢驗。
《共生》一書以應對疫情的挑戰為切入點，探討了過去一年傳統行業與數字技術、線下與線上商業、現實與虛擬世界的新型關系。通過調研、案例、訪談等多種方式，重新定義科技賦能社會的基本法則，全書共分為四個部分。第一章選取了“科技戰疫”的四個片段：狙擊謠言、救命AI、公共服務數字化、企業運營線上化等四個階段。 從時序上覆蓋了疫情進展的不同階段，分別考察科技如何應對疫情暴發之初的信息之爭和嚴峻的生命考驗，又如何支撐戰疫走上精準化、智能化道路。
第二部分則通過案例形式，展現了科技產品在“透明、普惠與共融”上的探索。 像谷歌嘗試通過模型卡的方式讓更多人理解AI，不僅能夠打消用戶的疑慮，也可以讓更多人在理解人工智能產品運行原理的基礎上，參與到科技生態、規則的建設中來；而快手的流量普惠策略，則通過規則的設定讓更多人獲得被看見的機會;B站的“社區氛圍”能獨具特色，和其通過特定機制建設，吸引用戶深度參與密不可分;而在兒童自閉癥診療中，可以通過人工智能技術提升識別效率和診斷規模，抓住診療的黃金窗口期。
疫情終將過去，科技行業在這場抗疫過程中和社會各方一起，貢獻了創新和智慧。當從極限考驗回歸到社會常態，需要通過相應的機制沉淀過往的創新，從而更好地應對未來的挑戰。對科技行業而言，構建面向數字時代的科技責任機制成為重要選項?！豆采返谌聞t聚焦人工智能技術及其相關的倫理機制建設。
從更長的時間周期來看，疫情催生的變革，有些是階段性需求，有些則會成為長期趨勢。例如，遠程辦公這一新的工作方式已經在部分企業成為一種長期選項。在工作場景和模式變化背后，需要一系列薪酬福利、組織溝通、團隊協作等制度與之相匹配。這種場景的轉換也將引發企業管理方式的大變革。同時，當量子計算、基因編輯、腦機接口逐漸成為現實后，該如何去想象不一樣的未來? 在《共生》第四章，則邀請十位來自科技、商業、管理、創新、科幻、傳播等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從多元視角更好地理解疫情帶來的沖擊、改變，并獲得面向未來的建議。
推動可持續社會價值創造
在全球遭遇疫情沖擊的背景下，中國去年的經濟增長成為唯一由負轉正的主要經濟體，背后則是一系列科技與社會之間的關系難題，譬如，如何既控制疾病的傳播，又保障經濟和社會活動的有序開展?既為數字原住民賦權，又為數字移民賦能? 在邱澤奇看來，這些問題不只是政府面對的社會公平性問題，更是科技公司面對的社會價值選擇。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朱恒源認為，把企業、社會、技術放在疫情場景之下，盡管社會自身對科技的期待存在張力，但理解社會期待的復雜性依然是企業提供“善的產品和服務”的前提，理解人類適應能力的滯后性，其實需要整個產業界而不僅僅是科技界創新科技、企業、社會之間新的關系模式。
他把這種新關系模式的形成過程稱之為新范式革命。在“技術-經濟-社會”范式變革的大背景下，會出現大量的創新，每一個創新都有可能會觸碰社會接受的邊界，大量的創新就預示著會在越來越多的領域帶來沖擊和挑戰。尤其是中國作為一個技術后發國家，為新技術的應用提供了更為寬廣的場景，這是我們的優勢。當然，這些新技術的應用可以造福社會，也有可能帶來新的挑戰。如果把新技術的應用比作一匹駿馬，我們既要允許馬兒跑，也應該有一個人來引導它， 至少不讓它去踩傷人群。
中國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主任姜奇平提供了一個節奏性判斷，指出疫情提供的極端環境改變了以往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融合方式，出現了“線下主動找線上”的模式， 在產品與服務的關系中，把服務進一步推上前臺，制造業的服務化迎來了一個轉折點，從而把科技的社會價值推上了前臺。
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是，疫情期間除了我們所熟知的快遞、外賣、直播帶貨等線上形態對實體經濟的反哺，數字化技術和應用的普及同樣帶來了社會治理模式的創新。像這次疫情期間的一些物資捐助，很多都是通過網絡實現了跨地區、跨國界的物資調運、分配。尤其是在 大家出行受限的情況下，網絡社群發揮了重要的組織、協調作用，一些小區的日常生活采購、鄰里之間的相互協助，很多也是通過網絡社群來完成的。
在姜奇平看來，這和我們傳統的社會治理模式有很大不同，我們日常的治理模式都是自 上而下的結構，它的特點是集中力量辦大事。即便是最基層的社區居委會， 雖然大多時候是通過自組織、自協調的方式來解決社區里的各種類型的問題， 但它在某種程度上還是通過集中化的方式，來服務社區的各種需求，屬于傳統的機構對個人的模式，居委會和居民之間有相對明確的角色分工。
但在這次疫情中，除了傳統的治理模式，我們也看到了通過分布式協作來促進社會治理的可能，尤其是涉及各種民生問題、生活服務問題時，可以嘗試通過網絡社群來協助完成。從社會治理的角度來看，這可能是繼居委會之后，在基層社會治理方面的又一大創新。而這些創新的實現，都離不開數字技術的支撐。
北京大學王寬誠講習教授、BiMBA商學院院長陳春花認為，對當下的環境而言，企業不能只討論商業邏輯，而是要正視企業與人、社區、行業等各方面的影響與責任，只有回到“讓世界變得更好”這個邏輯上，企業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才能創造真正的價值。
清華大學文科資深教授薛瀾同樣認為，從解決社會痛點的角度看，企業應該花一點精力探討，在社會比較關注但傳統商業模式很難解決問題的領域，是否可以做一些事情。利用新興的技術手段，有可能探索出一些新路。
據了解，科技向善白皮書是由騰訊研究院、騰訊學堂聯合出版的一項年度報告。從2019年起，每年通過內外部案例研究和訪談等形式，記錄和研究科技行業“向善”的產品與服務，聚集各方專業人士圍繞科技行業的創新思考與建議。目前已成為針對新技術及應用，尋求各方共識、探索解決方案，提升數字社會福祉的重要交流載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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