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行政賠償司法現狀是怎樣的？專家們對完善行政賠償制度的立法建議有哪些？2023年4月9日，“第十二屆在鳴行政法治論壇”在北京舉辦，行政賠償司法領域的專家教授們針對上述問題，充分地展開了討論。
（第十二屆在鳴行政法治論壇活動現場）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國行政法學研究會副會長湛中樂表示，行政賠償所需要賠償的范圍以及賠償標準應該擴大和提高，“《民法典》實施后，未來國家賠償法的框架，還要往這個方向去完善。”湛中樂教授提出，國家公權行為，如果給當事人造成人身、精神等損害時，還要有一個懲罰制度在。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國行政法學研究會副會長湛中樂）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比較法學研究院院長解志勇認為，現實中當事人被違法行政行為侵害后，獲得賠償的難度很大。原因在于，目前獲得賠償的實體條件設計、程序的安排，都還有很多不合理之處。解志勇教授建議，未來把賠償法和補償法合并為“行政賠償補償法”，通過立法來彌補制度缺陷。
針對現行的《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中“沒有規定住改非房屋的補償標準”，中國政法大學法治政府研究院林鴻潮教授則建議，未來在補償條例或者司法解釋上，需要將住改非的補償和賠償標準明確和固定下來。
（中國政法大學法治政府研究院林鴻潮教授）
“許水云案”的里程碑意義
在當天的論壇上，“許水云訴金華市婺城區政府行政強制及行政賠償案”成為各個專家反復提及的典型案例。
2018年1月25日，在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隨著審判長的法槌落定，一起打了三年的“民告官”官司、耗時十幾年的拆遷案件落下帷幕。63歲的許水云勝訴，他被違法強拆的房屋將依法獲得賠償。浙江省金華市婺城區政府2014年強拆無證房產，被判違法。
2019年1月12日，最高法院主管的《人民法院報》評選出了2018年度人民法院十大民事行政案件，“許水云案”成為入選的唯一一個涉征地拆遷類“民告官”案件。
北京在明律師事務所主任楊在明是本案的主辦律師。他回憶說：“這個案件已經過去了五年，但我仍然記得這個開庭前的那個晚上，下著鵝毛大雪。在此之前呢，我們的當事人曾經和政府的十多位官員進行了艱苦的談判，最終我們的當事人在最高法院要到了一個說法。”
楊在明律師認為，許水云案的典型性在于，對于法院審理此類型案件具有了指導性意義，“它確立了許多極具先進性的裁判理念、原則，對2018年乃至于今后的城市國有土地上房屋、農村集體土地上房屋遭違法強拆后，申請行政賠償的有關問題作了全面系統的論述。”
（北京在明律師事務所主任楊在明）
一審、二審法院的審理，反映了以往法院在審理此類案件時的思路，一般是單純通過補償程序，補償當事人的損失。而最高法院的判決，實質上是將合法征收中被征收人所應享有的“補償權益”，作為“行政賠償”的直接損失加以認定，無疑更好地維護了被征收人的合法權益。
許水云案，徹底改變了房屋遭違法強拆后被征收人不敢提行政賠償，而只能被動地選擇與征收方協商補償事宜的不正常局面。自此，該案被媒體評價為“違法強拆引發行政賠償類案件中，具有里程碑式意義的歷史性案件”。
實質化解行政賠償爭議
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會長、中國政法大學校長馬懷德教授曾在媒體上點評此案。他認為，最高人民法院通過本案判決，進一步明確了市、縣級人民政府實施強制搬遷行為在組織法和行為法上的主體責任，防止市縣級政府在違法強拆后，又利用補償程序來回避國家賠償責任，回避人民法院行政訴訟對行政強制權的監督。
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政治和法律教研部主任周佑勇則認為，本案在具體賠償標準與賠償時點確定方面，體現了全面賠償原則，較好地回答了房價普遍上漲的大背景下，如何保護被征收房屋的產權問題。
“許水云案”的審判長、最高法院法官耿寶建曾對媒體說：“婺城區政府的教訓很深刻。本來是民心工程，結果被判決賠償。政府依法行政的能力還有較大提升空間，不善于用法治思維、法治方式和法律手段解決問題。教訓就是過于強調效率而忽視了法治。”
正是基于行政賠償司法現狀與困境，2022年3月21日，最高法院發布《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行政賠償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業界稱之為《行政賠償司法解釋》，該司法解釋自2022年5月1日起施行，最高法1997年發布的相關司法解釋同時廢止。
業界認為，該司法解釋的出臺，確保了人民法院公正、及時審理行政賠償案件，實質化解行政賠償爭議。
湛中樂教授表示，在“許水云案”中，最高法院基于實事求是的態度，是許水云最終勝訴的關鍵點。曾經在城市和農村，有一批這樣的房子，它們是特定的年代、因特殊的原因所形成的房屋問題。
解志勇教授認為，法院對于這個無證房屋的合法權益進行了闡述，善意履職能夠助推法律實施效能和國家法治的提升。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比較法學研究院院長解志勇）
解志勇教授建議，把賠償法和補償法合并為“行政賠償補償法”。在訴訟當中分兩類不同的問題去審理，也可以合并審理。這種二元化的處理方式，對于當事人獲得賠償和補償很有幫助。實踐中，當事人的訴求有一部分要通過補償來實現，而另一部分，要通過賠償來實現，這兩類訴求如果沒有分別由不同的審理標準來支撐的話，對他們實現自己的權益是不利的。
“希望未來的立法能夠彌補這個缺陷，在賠償和補償的條件、程序等方方面面，加以完善。”解志勇教授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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