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半年金融統計數據如期公布。M2增速跌至歷史最低(為8%)，社會融資規模增量比去年同期少增近6000億，唯有人民幣貸款表現強勁，無論與去年同期還是與上月相比，增量均有明顯回升。
錢沒了不重要。知道它去了哪，才重要!
人民幣 中新經緯張義華 攝
M2增速創新低
M2，即廣義貨幣供應量，指的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廣義貨幣供給，由流通于銀行體系之外的現鈔加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儲蓄存款等構成。如果M2增速下跌，就表示貨幣供應偏緊。
央行發布的數據顯示，6月末，中國廣義貨幣(M2)余額177.02萬億元，同比增長8%，增速為歷史最低水平。這是不是意味著，貨幣量增長速度太慢，流動性緊張呢?
對于這個問題，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左小蕾表示：“8%的數值與目前的經濟運行狀況相吻合，滿足了經濟增長所需的貨幣需求，因此增速是合理的。”
如果現在的增速合理，那之前的大幅下降作何解釋?對此，中國人民銀行參事、調查統計司原司長盛松成表示，“M2增速大幅下降主要是因為資金在金融體系內流轉減少”。
具體來看，M2既包括企業和個人的存款，也包括非存款類金融機構在存款類金融機構的存款。前者直接和實體經濟的資金融通有關，后者則主要是金融體系的內部資金往來。
他舉例稱，銀行購買非銀機構發行的資管等金融產品，將派生M2，如果非銀機構從銀行體系拿到錢后沒有直接投入到實體經濟，而是在金融體系內部流轉，就會造成M2增速虛高。
而在金融強監管的過程中，去杠桿、減通道壓縮了銀行投放非銀的資金，因此資金在金融體系內部的空轉減少了，M2增速自然會下降。
實體經濟融資變難了?
中國人民銀行 中新經緯王潮 攝
除了M2，社會融資方面也不容樂觀。央行數據顯示，6月份社會融資規模增量為1.18萬億元，比上年同期少5902億元。
社會融資是指企業和個人從金融體系中獲得的資金，體現的是金融體系對實體經濟的資金支持。社會融資規模的下降，往往顯示出實體經濟出現融資緊張的狀況。
5月以來，社會融資規模增量大幅縮減，6月份延續這一態勢，記者梳理央行數據發現，委托貸款、信托貸款、未貼現銀行承兌匯票等表外融資的縮減，是社融增量下降的主因。
數據顯示，6月份對實體經濟發放的人民幣貸款增加1.67萬億，同比多增2300億，但委托、信托貸款、未貼現銀行承兌匯票三項合計減少了6900多億，同比少增9100億。增不抵減，社融增量自然會下降。
對于社會融資所包含的部分，盛松成曾將其分為四類：金融機構表內業務(人民幣貸款、外幣貸款)，金融機構表外業務(委托貸款、信托貸款、未貼現銀行承兌匯票)，直接融資(非金融企業境內股票融資、企業債券)，其他(保險公司理賠、小貸公司等)。
在四大類的諸多分項中，人民幣貸款占社會融資規模的比重最大。據央行數據，上半年對實體經濟發放的人民幣貸款占同期社會融資規模的96.3%，其他分項所占比重均小于人民幣貸款的比重。
民企仍將是信用風險的主要爆發點
樓群 中新經緯董湘依 攝
6月份，人民幣貸款增加1.84萬億元，同比多增3054億元，比上月多增近7000億元，規模超出市場預期。
交通銀行金融研究中心數據顯示，6月新增居民貸款達到7004億，而企業貸款為9538.81億，居民貸款占比依然較高。而7004億中，有4634億為居民中長期貸款，是上半年第二高單月新增量，甚至超過近兩年樓市調控年份的大多數月份的單月新增規模。
恒豐銀行研究院宏觀經濟中心主任蔡浩表示：“這與近期三四五線城市樓市火熱的背景相呼應，表明居民住房貸款需求仍較旺盛。”
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進而提出：“在貨幣政策結構性向松調整的背景下，應關注流動性的實際去向。”
企業貸款方面，情況較為嚴峻。受諸多不確定因素影響，企業融資受到沖擊。從數據來看，6月貸款新增幅度幾乎都由短期貸款和票據融資貢獻，而代表企業生產活躍性的非金融企業中長期貸款僅與前值基本相當，明顯弱于去年同期水平。
對此，蔡浩表示：“這表明經濟下行壓力增加，信用違約頻發，銀行業金融機構出于防風險考慮，對信用投放更趨謹慎，新增投放以短期品種為主。”
中國債券信息網分析文章提出，未來，民營企業仍將是信用風險的主要爆發點。民企受外部經濟波動和行業因素影響較大，在經濟去杠桿和金融嚴監管的背景下，其融資環境較國企而言將更差。融資難、融資成本的提高，將進一步加大民營企業的信用風險。
對于企業面臨的融資困境，連平表示：“央行未來的貨幣政策可能會著重圍繞控制融資成本、防范企業信用風險擴大化，進一步去部署定向支持政策組合。”
對高質量增長領域應給予政策傾斜
近一年來，隨著金融去杠桿的推進，資金在金融體系內部的空轉減少，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得到提升。但是，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融資渠道減少，使得民營企業等在融資方面受到較大沖擊。
對此，左小蕾認為，需要在去杠桿過程中進行結構性調整。她表示：“對于小微企業、高新技術、綠色經濟等高質量增長領域，應給予政策傾斜和引導，使社會融資在這部分領域更加集聚。”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巡視員、研究員魏加寧分析稱：“杠桿率高主要還是因為國企杠桿率高，國企杠桿率高的主要原因是國企與國有銀行借貸雙方的‘雙側預算軟約束’。”
對此，麥格理集團首席中國經濟學家胡偉俊曾撰文提出：“政府能夠以‘債轉股’等形式騰挪債務，大大增加了政策空間。”
因此，對于下半年的金融工作重點，多位專家表示，應放在控制國有企業融資及金融機構借貸業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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