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多年來之所以保持快速發展，低成本優勢無疑是其中一個重要因素。但時過境遷，發展到今日，中國原有的低成本優勢已不存在。反倒是日益高漲的成本，成為了困擾中國經濟發展的真問題、大問題。
最近因《美國工廠》獲得奧斯卡獎而再次大火的中國知名企業家曹德旺，就為此困擾不已。幾年前，就他為何要去美國投資面對媒體詰問，這位以“敢于直言”著稱的福建商人，扒著手指給采訪他的記者，細數了一筆“成本清單”：“在美國，藍領工資是中國的8倍，白領工資是中國的2倍多。但是，他們的能源、電價是中國的一半，天然氣只有中國的1/5。更為要緊的是，現在中國的制造業，也面臨著人工貴的情況，我們的人工工資比4年前漲了3倍。”
另一位也跑去美國投資的浙江慈溪的化纖廠老板，給出了相近的答案。這位老板對比了中美辦廠的成本差別，其中，土地成本中國是美國的9倍;物流成本中國是美國的2倍;銀行借款成本中國是美國的2.4倍;電力/天然氣成本中國是美國的2倍以上;蒸汽成本中國是美國的1.1倍;配件成本中國是美國的3.2倍。此外，美國稅收優惠力度要比中國的大，而中國的人工成本優勢則逐漸趨弱。
來自全球最著名管理咨詢公司之一的波士頓咨詢公司(BCG)的調研，也支持了這兩位老板的看法：2004年美國制造業平均成本比中國高13.5%，到2014年只高出4%了，基本上每年縮小一個百分點。按照這種趨勢發展下去，未來美國的制造業成本，將比中國還便宜。這就意味著我國企業正面臨著未強先高、未富先貴的困境。
而從曹德旺們的動向也可見，全球化生產要素成本差異越來越小，國家間在爭奪企業、爭奪國際產業時，成本競爭將發揮越來越大的影響。正是伴隨著中國企業成本的日益高漲和以廉價勞動力成本為底色的人口紅利的消失，新一輪國際產業轉移趨勢已經不可避免。如果當前這種局面不能盡快得到扭轉，未來我們很可能會面臨這樣一個尷尬的局面：受制于成本劣勢，在低端產品上，我們無法與越南、印度等國展開有效競爭;而在高端產品方面，我們又無法與歐美國家展開有效競爭。也就是說，我們很可能會尷尬地卡在中間。
由此可見，成本管理已不僅僅只是企業內部管理的一個手段，事實上它已經遠遠超出一個企業、一個行業的負擔。它更是宏觀經濟管理的重要抓手，是一個攸關我國國家競爭力的問題。如何有效降低企業的運營成本，也就成了一個亟需解決的大問題。
也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早于2015年、2016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黨中央就相繼要求推進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其中，就進一步明確了“降成本”與“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和補短板”，共同構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五項工作任務。為此，中央多次強調，要通過改革，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用能和物流成本，使實體經濟“輕裝上陣”。近年來，國家陸續出臺降低制造業增值稅稅率、進一步清理規范涉企收費、延長階段性降低失業和工傷保險費率、再降低一般工商業平均電價等一系列降成本政策。得益于此，改革成果不斷顯現，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的“新紅利”不斷釋放。
但在肯定成績的同時，我們也應看到，經濟發展中深層次的結構性、體制性制約，尚未得到根本解決，包括“降成本”在內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任務，仍然沒有結束，改革依然在路上。
更為重要的是，2020年春節前后，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國迅速蔓延，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產生了很大影響。疫情下大量企業不得不停工，但在停工期間，人員工資、辦公費用、機器設備折舊等費用，還是會納入企業固定開支中。有的企業甚至會因為資金鏈斷裂而破產，有的企業則因為缺乏訂單而不得不選擇裁員。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開展的一項聯合調查顯示，22.43%的中小企業將減員降薪列為其應對現金流短缺的選項。也就是說，這種影響已經不只局限于企業，更關乎社會經濟穩定和發展的基礎。
在這樣的特殊背景下，如何進一步“降成本”，也就顯得更為迫切。政府應進一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切實地從降低稅負、用地/租金成本、社保成本、用電成本、融資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入手，全方位降低企業成本，以此來支持社會經濟的穩定和發展。而其中，最為關鍵的措施是：減稅減費力度還需加大，同時務必控制房價，因為這事關企業的用地/租金成本。
就經濟增長的研究，大衛·李嘉圖的側重點與亞當·斯密不同，斯密主要著重于國民財富形成的原因，而李嘉圖則將精力著重于為社會經濟的發展，創立新的經濟理論，制定新的經濟政策，掃清發展道路上的障礙，促進國民財富得到更大、更迅速地增長。在他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一書中，他提出：資本積累的擴大是一個重要的中間量，是使國民財富增加的根本原因。而利潤是資本積累的源泉，也是資本積累的動機或目的。李嘉圖在研究中發現，妨礙資本積累的主要因素，是把純收入用于非生產性消費，而最主要的非生產性消費就是賦稅和地租。所以，李嘉圖認為，要想使一國經濟增長，要想使國民財富增加，就必須確保資本積累的擴大，而資本積累的擴大又必須建立在采取有力辦法，切實降低賦稅和地租。
同時，現實需求也表明需要從稅負和房價入手。有關數據顯示，全口徑下2018年中國的“宏觀稅負”為35.2%，高于美國的26.3%。非稅收入方面，2018年中國非稅收入在財政收入占比為14.7%，而美國聯邦非稅收入在美國聯邦財政收入占比較低，不足4%。
正如我們在前面所論及的，在當下全球化生產要素成本差異越來越小，而國家間在爭奪企業時，成本競爭發揮越來越大的影響。其中，減稅、減費無疑是最有誠意、最能真正見效的舉措。更何況全球的主要經濟體，均在減稅方面采取了實質性的行動，如果中國不切實進一步減稅、減費，很容易使得自己陷入稅收“高地”，幫助人家形成“洼地效應”，這等于是將更多優質企業推向他國。值得欣慰的是，相關部門已經積極行動起來，切實減稅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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