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路則權：孔廟十三碑亭碑刻為何有少數民族文字？

——專訪尼山世界儒學研究中心研究員路則權

作者 于海濤 趙曉 李欣

9月28日是孔子誕辰紀念日。位于孔子故里山東曲阜的孔廟是祭祀孔子的重要場所、儒家文化的載體，也是中國歷代崇儒的見證，而坐落其間的十三碑亭尤具代表性。亭內陳列大量碑碣石刻，記錄了不同朝代加封孔子、修廟祭廟的歷史。令人驚奇的是，除漢文外，還有八思巴文(元代蒙古文)、滿文等文字刻寫的碑文。

圣賢廟宇內的碑刻為何出現多民族文字？“刻在石頭上的文獻”記錄了什么內容？有何深層含義？尼山世界儒學研究中心交流合作部副部長、研究員路則權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揭示孔廟十三碑亭背后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歷史，解開縈繞人們心頭的一個個問號。

孔廟鳥瞰圖。曲阜市官方供圖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孔廟十三碑亭建于何時？經歷了怎樣的延續過程？

路則權：曲阜孔廟作為儒家文化的圣地，集中保存了一大批碑刻文獻，其中不少陳列于第六進院落中的13座古亭中。高大的亭子分成兩行排列，“南八北五”共13座，并且多以赑屃(又稱鰲、龍龜)作趺，因此被稱作“十三御碑亭”，簡稱“十三碑亭”。

南8座碑亭中，4座為金、元建筑，4座為清代建筑。北5座碑亭，均建于清代。其建筑形式大同小異，重檐歇山式、黃琉璃瓦頂，平面呈方形，三間見方，明間開敞，稍間砌墻。亭內保存了唐、宋、金、元、明、清及民國時期所立石碑50多通。

除十三碑亭外，第六進院落的東南和西南兩角還露天豎立許多碑刻，素有“小碑林”之稱，記載的內容多為歷代大臣、文人修廟、祭廟、拜謁孔子等。

孔廟十三碑亭。(資料圖)張建中 攝

中新社記者：孔廟十三碑亭中的碑刻記錄了什么內容？

路則權：孔廟十三碑亭的碑文，多是皇帝對孔子追謚加封、拜廟新祭、派官致祭和整修廟宇的記錄，由漢文、八思巴文、滿文等文字刻寫。這些碑刻是研究歷代帝王尊孔祭祀以及孔廟修建沿革發展歷史的重要資料。

比如“大唐贈泰師魯先圣孔宣尼”碑，是十三碑亭中較早的唐碑之一，碑文主要是對孔子的追贈和尊崇，體現了唐朝時期孔子地位的崇高，對于研究唐代的尊孔及當時的文化具有重要意義。

再如，“闕里至圣先師孔子廟”碑記載清康熙二十三年謁孔之事。碑文記道：“朕忝作君，啟牖下民。深惟夫子師道所建，百王治理備焉。舍是而圖郅隆，曷所依據哉。因勒文于石，彰朕尊崇圣教。以承天治民之意。”體現了康熙對孔子的尊崇及對儒家文化的重視。

“大元追封大成至圣文宣王”碑，用八思巴文和漢文刻制。李明芮 攝

中新社記者：孔廟十三碑亭的碑刻中出現少數民族文字，反映了什么？

路則權：從政治角度來說，自漢代以來，中國歷代帝王通過對孔子的尊崇和對孔廟的重視，發揮儒家思想的管治功能，實現思想文化的融合統一，促進不同民族在政治理念上的認同。比如，由少數民族政權建立的元朝和清朝，大力推崇孔子和儒家文化，通過這種方式來獲得漢族等其他民族的認同，體現政治上的融合與統一。

就文化層面而言，不同民族文字在碑刻上的呈現，反映了各民族之間文化的交流與融合。如八思巴文是元朝國師八思巴創制的蒙古族文字，它出現在孔廟碑刻中，展現了蒙古族文化與儒家文化的交流與融合。滿文碑刻亦如此，彰顯滿族文化與儒家文化的結合。各民族對孔子和儒家文化的認可，促進了文化的交流與傳播，增強了民族之間的文化認同。

從民族融合的角度看，從唐朝到清朝，碑刻中不同民族文字的演變和使用，反映了不同時期民族融合的情形和特點。隨著時間的推移，各民族在文化、政治等方面的交流不斷加深，民族融合的程度也不斷提高。

孔廟十三碑亭中的碑刻。李明芮 攝

中新社記者：歷史上，少數民族如何借鑒學習和傳播儒家思想？

路則權：首先，在政治層面，如元朝中后期恢復科舉制度，以儒家經典為考試內容選拔人才。清朝更是大力推行科舉，通過八股取士選拔出眾、熟悉儒家經典的官員?？婆e制度為政權提供了穩定的人才來源，這些人才將儒家思想帶入政權的各層面，推動了儒學的傳播和應用。

其次，在教育體系推廣上，為了更好地學習中原文化，少數民族政權積極建立教育體系，大力推廣儒學，如金朝設立國子監，教授儒家經典，培養了大批精通儒學的人才；清朝在各地設立官學，以儒家經典“四書”“五經”為主要教材。同時，一些少數民族貴族也積極創辦私學，邀請儒學名士講學，推動儒學在民間的傳播。

元朝時期還將《論語》《孟子》等經典翻譯成蒙古文，使得蒙古貴族和民眾能夠更直接地學習和理解儒家思想。

此外，在文化交流融合方面，少數民族通過與中原地區開展文化交流，吸收儒學思想，促進文化融合。一方面，少數民族尊重儒家學者，給予他們較高的地位和待遇，另一方面積極吸收中原的文化元素，與本民族文化相融合。例如遼朝的詩詞、繪畫受到中原文化的影響，體現出儒家的審美觀念和價值觀；清朝的小說、戲曲等文學藝術形式更是在融合中原文化和滿族文化的基礎上，得到了極大發展。

總之，歷史上的少數民族政權通過政治制度借鑒、教育體系推廣和文化交流融合等多種方式，借鑒中原地區文化，學習傳播儒學典籍，為中華民族的文化融合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清康熙“御制至圣先師孔子贊”碑。李明芮 攝

中新社記者：孔子創立的儒家思想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形成有何影響？

路則權：孔子創立的儒家思想倡導禮治秩序，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形成產生了深遠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儒家思想中的禮治秩序，強調道德規范和人倫關系，為中華民族提供了價值認同的基礎。禮治秩序所包含的仁、義、禮、智、信等道德觀念，成為中華民族共同的價值追求。這些道德觀念貫穿于社會生活的各方面，規范著人們的行為舉止，同時超越民族、地域的界限，使不同民族的人在價值觀念上有了共同遵循，增強民族之間的認同感和凝聚力。

同時，儒家所強調的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等五倫關系，確立了社會的基本人倫秩序。這種人倫秩序在中華民族的歷史發展中得到廣泛傳承和弘揚，成為維系社會穩定、促進民族團結的重要紐帶。

二是儒家思想中的禮治秩序在中華民族的文化融合與傳承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歷史上，隨著各民族之間交往交流頻繁，儒家禮治秩序所體現的文化內涵，如禮儀、教育、文學、藝術等，被不同民族吸收和借鑒，促進了各民族文化的融合。

禮治秩序同時通過教育、家族傳承等方式得以傳承和發揚。從古代的私塾、書院到現代的學校教育。家族傳承中，長輩通過言傳身教，將儒家的道德觀念和禮治秩序傳遞給后代。這種文化傳承使中華民族的共同價值觀得以延續，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形成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蘊。

三是儒家思想中的禮治秩序有助于強化國家認同和民族凝聚力。禮治秩序強調愛國思想，使人對國家產生強烈的認同感和歸屬感。歷史上，各民族在儒家思想的影響下，共同為國家的統一和穩定努力，無論是抵御外敵入侵，還是在國家建設中，都緊密團結，共同維護國家利益。

在遵循禮治秩序的過程中，各民族形成了共同的文化心理和民族精神，成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基礎的一部分。

進入新時代，在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引領下，各民族文化得到更好保護和傳承，進而豐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內涵，推動文化的創新和發展。(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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